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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問昆侖寄籌邊——馬大正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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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大正簡介】1956至1960年,山東大學歷史系學習。1960至1964年,就讀於山東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生畢業。1964至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從事中國民族史研究,專治隋唐民族史、衛拉特蒙古史。1987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任副主任,任職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並擔任中國中亞文化研究會、華北地區中俄關係史研究會理事。同年參加內蒙古大學主辦的國際蒙古學討論會。目前側重於中國邊疆政策研究、中國邊疆學史研究和衛拉特蒙古史研究。 

 

2014年7月30日上午,在烏魯木齊市建國飯店,我訪問了剛剛從新疆南疆喀什市、巴楚縣、圖木舒克市返回烏魯木齊,來新疆評估維穩形勢的馬大正先生。而且在喀什時,筆者與崔保新、趙北明一行也相約與馬大正一行合為一處,並共同走訪了喀什的幾個地區。這也是馬老第56次來新疆。在我們離開喀什的第二天,也就是伊斯蘭教開齋節的前一天,莎車縣爆發了7.28事件。就此,我們便以此為話題開始了對話。

 

反恐鬥爭將是一場長期、複雜而艱巨的鬥爭

 

問:近期您在當代邊疆治理研究方面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

答:2014年我完成了兩項工作,一是主編了《中國邊疆治理叢書》,《叢書》由七冊組成,即《中國邊疆治理史綱》、《中國邊疆治理·東北篇》、《中國邊疆治理·北疆篇》、《中國邊疆治理·新疆篇》、《中國邊疆治理·海疆篇》。每冊30萬字左右。預計2015年下半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綜觀《叢書》有如下特色:

一是,力圖從國家治理的視野,敘論秦、漢迄止當代中央王朝的邊疆治理,包括開疆拓土、治理開發、中央和地方管理機構諸方面,並作歷史評議。

二是,古今貫通、厚今薄古。每冊以朝代為序,重點敘漢、唐、元、清四代大一統王朝的治邊政策與業績,重點放在清代並延伸至民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邊試作探索性論述。以由我主持撰寫的《中國邊疆治理史綱》一書的,第八章——中國人民共和國的邊疆治理為例,該章設目如次:

一、當代中國邊疆地區的戰略地位

二、中國邊疆治理的當代演進

(一)新中國成立後邊疆地區形勢

(二)邊疆治理演進的階段

三、邊疆治理的重要舉措試議

(一)行省制與民族區域自治並行

(二)歷史上遺留邊界問題的解決

(三)中國現代邊防態勢與邊防體制的調整

(四)海疆與海防

四、邊疆治理的戰略思考

(一)邊疆治理戰略的構建

(二)發展與穩定

(三)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

(四)邊疆民族文化的繼承、協調與創新

三是,史論結合,以論為主,圖文並配,力圖做到學術性與知識性兼具。

《中國邊疆治理叢書》是對中國邊疆研究的前人研究成果從邊疆治理的角度進行系統梳理和總結,以使讀者從獨特的視角認識和瞭解中國邊疆,同時通過歷史上中國政府邊疆治理經驗教訓的總結,對當代中國邊疆的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以及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均有重要借鑒作用。

四是,撰寫了《較量——分裂與反分裂鬥爭在新疆》,對20世紀初以來新疆分裂與反分裂鬥爭歷史進行了宏觀的回顧與前瞻,並提出當代新疆治理中應重視的五大問題,即要打一場反恐的人民戰爭;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治疆,幹部是關鍵;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國家要制定治疆的中長期戰略並進行頂層設計。

問:你怎樣看待新疆目前的形勢?

答:去年我曾寫過《人在做,天在看!》一書,對新疆四年來的治理實踐進行了觀察和思考。我覺得 將新疆的反分裂鬥爭、反恐鬥爭納入到當代新疆治理的大戰略中,應該是有一些新的思路與新的舉措的,從新疆到全國的各民族群眾都在苦苦地思索。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更是不僅在思考,也在行動。

從見之於報端的就有2010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召開新疆工作座談會前的2009年10月,中央政治局決定2010年第二季度召開新疆工作座談會;2009年11月以來,中央和國家機關64個部門的500多名幹部赴疆調研,形成《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推進對口支持新疆工作的實施方案》等一系列檔和調研報告;2010年3月29日—30日,全國對口支持新疆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央要求19個省市拿出各自財政收入的一部分比例,對口支持新疆12個地州和兵團的12個師;2010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部署下一階段新疆工作,強調“新疆工作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戰略地位”,並表示要“集中力量優先保障和改善民生”;2010年4月24日,習近平同志在烏魯木齊市召開的領導幹部大會上宣佈中央決定,張春賢同志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委員、常委、書記,王樂泉同志兼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不再兼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2010年5月17日至19日,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胡錦濤總書記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溫家寶就新疆工作部署作了講話。這次會議全面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發展和穩定工作取得的成績和經驗,深刻分析了新疆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進一步明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做好新疆工作的指導思想、主要任務、工作要求,對推進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作出了戰略部署。 

可以說,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的召開將成為新疆歷史發展揭開新的一頁重要的標誌性事件,隨著歷史的發展,其意義也將日益顯現。

問:的確,中央對新疆問題,還是非常重視的,主要就是新疆主要領導班子的調整。

答:是的,這自然就要說到“張春賢治疆的1300餘個日日夜夜”。

新疆治理的最高決策群體是黨中央,新疆自治區黨委是中央治理新疆決策的執行、實施群體,依中國特色,黨委一班人的第一把手重擔在肩,負有全責。歷史選擇了張春賢,張春賢走上了主政新疆的不平坦征程。

回顧、考察近四年來的治疆實踐,不能不從追蹤張春賢的治疆實踐入手。當打開新疆門戶網站天山網,張春賢名下的海量資訊,應驗春賢書記在2012年講過的一句話:“在疆工作近兩年來,我每天都處在興奮狀態,深感要做的工作還很多,最突出的感覺是時間不夠用。”(天山網,特派記者周曼報導,2012年3月8日)

我遵循突出重點、抓大放小的原則,主要依據,一是見諸於報端的2011年、2012年、2013年三次兩會期間張春賢對記者的講話;二是張春賢2011年10月26日在中共新疆自治區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題為《為實現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而奮鬥》的報告,以及刊發於《求是》雜誌2013年5月題為《為加快推進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進程》等重要檔,進行觀察,試作綜合。我以為細品春賢書記如下五段話,有助於我們的分析與思考。

一是,2011年3月8日,“兩會”期間春賢書記對《北京青年報》記者說:“關於新疆維穩,我有五句話,總體可控,總體向好,但是穩定的基礎還是很脆弱,個別時期形勢還非常嚴峻,具體措施是‘兩防’:一要防止大規模群體事件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二要防止極端暴力恐怖事件。”

“長治久安是社會問題,法制問題。可能諸位對前一段時間暴力恐怖事件有印象,我也毫不忌諱,對暴力恐怖分子還是要予以打擊。我感到,一個人民政府要對人民負責的話,首先要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負責。對於那些濫殺無辜,令人髮指的恐怖分子,不管在哪個國家,哪個地區,都會依法受到嚴懲。”

“長治久安,根本上還是要讓人民群眾能充分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政府一定要關注民生,將心比心地把民生問題解決好。”

“因為某個事件,可能造成不同民族間的隔閡,我想,發展經濟,促進就業,讓大家都有事情做,發展民生工程,以兄弟之間的情誼可以使大家互相諒解,經過一段時間,曾經受到傷害的感情就能得到恢復。”

“新疆必須兩手抓。一個是要及時地做大‘蛋糕’,同時還要注意穩定。新疆的書記還真是不能忽悠,要踏踏實實地俯下身子,既抓發展又抓穩定,兩者都不能偏廢,偏廢任何一邊,都會出現大麻煩。”應該說,春賢書記很快進入了角色,話不多,但有的放矢,切中要害。

另外你看,在2012年3月7日,“兩會”期間春賢書記對《天山網》等媒體記者說:“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以來,新疆按照中央提出的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目標做了大量工作,在政治、經濟、民生、生態等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效,全疆上下人心暖了、人氣旺了、動力強了、信心足了。”

“暴力恐怖活動既不是宗教問題,也不是民族問題。新疆對暴力恐怖分子決不會手軟,發生一起就堅決打擊一起,絕不能讓他們的屠刀隨意對準我們的婦孺兒童,對準我們的人民,對準我們無辜群眾。……新疆強調反暴力、講法制、講秩序,要讓法治觀念在新疆生根開花,使人民生活在民主、自由、法制的社會中”,“暴力恐怖行為是反人類的罪惡行徑,對暴力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

在2013年3月7日,“兩會”期間春賢書記對記者說:“我要先請各位媒體朋友特別重視新疆的戰略地位,因為這是別的地方無可替代的”。“中國有14個鄰國,新疆就占了8個,無論從國家的發展戰略還是從自身的發展前景來說,新疆都必須搞好改革開放,這也是國家重要戰略的一部分”。

“不過我們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春賢書記指出,“現在很多關於新疆的資訊是無中生有的,和真實情況相反的,這讓我們感到無奈”。

還有就是2011年10月26日,張春賢書記在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報告《為實現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而奮鬥》中說:“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努力形成科學發展的新局面”;“必須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牢固樹立民生優先、群眾第一、基層重要的理念”;“必須堅持把維護穩定作為基本前提,全力維護新疆社會政治大局穩定”;“必須堅持以現代文化為引領,不斷提升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的水準”;“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加強改進黨的建設”。

另外,2013年11月21日,春賢書記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常委(擴大)會議上強調:要做好現代文化引領這篇大文章。堅持以現代文化為引領,以開放的態度對待新疆各民族文化傳統,進一步加大文化惠民力度,深入挖掘豐富多彩的文化資源;要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激發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動力;要進一步加強意識形態領域反分裂鬥爭,以鮮活的方式,打牢思想基礎,佔領輿論高地;要堅持變化變革創新,保持思想的敏銳性和開放度,打破傳統思維定式,不斷創新宣傳教育的內容、形式和方法,確保宣傳教育人對人、面對面、入腦入心;要建立大宣傳格局,形成黨委統一領導,黨政各部門、社會各單位、各群眾團體齊抓共管、各負其責的工作體制和機制。

所以據此,對2010年以來新疆黨委領導集體的治疆實踐可試作如下三句話、十二字歸納:兩手都硬,剛柔相濟,求因治本。所謂兩手都硬,緊抓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兩大戰略任務不放,抓緊、抓實、抓細決不動搖,四年來成效顯著。

問:長治久安需要治標,更需要治本啊!

答:所謂求因治本,多年來幾代治疆決策群體都是苦苦尋求治疆之本,如何破這治本之題。適時提出要做好“以現代文化為引領”這篇大文章,並把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反分裂鬥爭置於重要地位,狠抓去極端化,將治疆的求因治本之道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開啟了一個極有可操作性的破題的切入點。

總之,對上述三句話、十二個字治疆實踐還可作如下解讀:兩手都硬是指治疆的戰略目標和任務的歷史擔當,剛柔相濟是指治疆的策略手段靈活,而通過做好“以現代文化為引領”這篇大文章,來塑造統一多民族國家合格的公民,這才是治疆求因治本的根本所在。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治疆形勢仍然嚴峻,主要表現為:

一是,“獨狼”式襲殺與群體性暴恐案仍頻發;二是,民族間隔閡未見明顯改善,構築對暴恐分子人人喊打的社會大氛圍的任務,還任重道遠。這也是擺在新疆黨政領導集體,新疆各族人民,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客觀現實。所謂剛柔相濟,對敵要剛,對民要柔,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駕馭得法,有目共睹。剛柔相濟治疆之術必須堅持,並不斷完善。

問:具體講是哪幾個方面?

答:面對挑戰,在新疆治理的實踐中,我建議應努力把握住如下五點:堅信堅持、沉著應對、信任理解、排除干擾、不斷完善。

所謂堅信堅持,要堅信黨中央治疆決策、方針、舉措,總體上是符合新疆實際的,而且能視新疆形勢的發展,不斷完善。以下六點尤應予以深刻領會、認真貫徹:一是,對新疆當前仍處於暴力恐怖活動的活躍期和反分裂鬥爭的激烈期,如今到了干預治療的陣痛期的“三期疊加”的特點,以及新疆是我國反恐的前沿陣地和主戰場的判斷;二是,新疆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是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這在新疆是第一位的,要圍繞長治久安來統籌推進各方面工作,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民生改善、對口援建等;三是,民族團結是新疆最難、最長遠的問題,民族團結和宗教和諧是新疆最大的群眾工作;四是,在新疆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力求取得大的進展;五是,幹部是民族關係中最重要的因素,這是治疆的根本;六是,基於兵團在新疆穩定和發展中的特殊重要性,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著力在促進兵地融合上取得突破性進展。而戰鬥在治疆第一線的新疆領導集體貫徹中央的治疆決策是堅決、得力的,這兩個基本點不應有絲毫動搖。

所謂沉著應對,要充分認識新疆反恐、反分裂鬥爭有長期性、尖銳性、複雜性的特點,既然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那麼也難以積一時之力,化融三尺之冰!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淡定的心態,沉著應對敵人挑戰,以及善解不斷產生的新矛盾、新問題。

所謂信任理解,信任和理解,信任是第一位的,有了信任,才可望達到理解。要信任新疆的決策者和管理者,要理解他們戰鬥在維穩基礎還比較脆弱的第一線之難;要信任維吾爾民眾大多數,他們是愛國的,他們也是暴恐活動直接的肉體和心靈受害者,要設身處地理解他們的委屈與訴求的合理性;要善待厚養新疆漢族幹部和群眾,他們是維護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最重要支柱。

問:您覺得我們的新聞界、學術界,要想不幫倒忙,應該注意哪幾方面?

答:所謂排除干擾,從當前的實際出發,一是要排除媒體對所謂剛性治疆、柔性治疆不正確評議誤導輿論的干擾;二是要排除某些“學者”不負責任散佈治疆“失敗論”、新疆“絕望論”,動搖黨心、民心、軍心的干擾。

所謂不斷完善,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完善治疆之道和治疆之術,如下九個問題是應予重視的:一、新疆治理是新疆所有問題中的重中之重,具有統領全局的地位;二、要放眼中長期治疆戰略的規劃;三、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是新疆治理的兩大戰略任務,也是強化新疆治理的兩大切入口;四、要持續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反分裂鬥爭;五、基層政權建設,幹部選拔和使用;六、從新疆治理的戰略高度對一些涉疆治理重大戰略舉措進行理論探討和頂層設計;七、加大南疆開發力度,加快在南疆布建兵團團場的步伐;八、拓展視野,深化研究;九、憂患意識不可無。

當然,治疆之道和治疆之術進一步完善決不僅僅這一些,挂一漏萬,一孔之見,才所難免,擇善聽之,可也。

問:您覺得,目前新疆的維穩形勢處於怎樣一種形勢?

答:新疆自開展專項行動開始以來,把維穩放在了所有工作的第一位。眾所周知,打是治標,關鍵是治本。這個當然是個很大的難題。春賢書記主持新疆工作以後,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命題:以現代文化為引領。這個命題提出的切入點很好,怎麼引領?我們在四年的實踐中做了很多的實事,而效果離我們的願望到底還有多大距離?距離還是相當大的。但是這個命題破得還是很好的。從今年開始,就是以現代文化為引領,又有了一個新提法和新的認識。那就是說,怎麼來改變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不正常的氛圍。

“引領”的問題,這個命題非常好,但是怎麼落地,怎麼落實到人,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儘管雙方的力量對比是很不相襯的,但是由於極端化已經發展到了今天這種地步,暴恐分子頂著幹、對著幹,甚至挑釁,他們還有這個能量。隨著莎車事件的進一步披露,我們會發現更多的思考的命題。但是至少從目前來看,在專項行動這麼“嚴打”的狀況下,莎車仍會發生這麼大的動盪,就說明,我們依然還面臨著非常複雜的社會現實問題。

問:從一定意義上說,不僅僅是莎車事件,可以說從2009年的7·5事件之後,這種暴力事件就沒有停止過。這是不是也說明,我們對7·5事件暴露出來的很多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

答:是這樣。春賢書記在一次會議上也說:“7·5事件惡的能量還沒有完全散盡。”我在一篇調研報告中也用了他這句話。或者說,他(分裂分子)還有這個實力、還有這個能量來跟你抗衡。不是說他們已經被打得四處逃竄了,不是!如果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的話,從反恐的層面上說,我們實際上就是要打一場長期的艱苦的戰爭。

問:那麼您覺得要破解新疆的長治久安問題的根源,有哪些因素?

答:因素有很多,從中央來說,從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談會以後確定了幾個大的思路、治理新疆的思路、大的方略,應該說比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談會以來有所創新。比如說原來是把發展放在第一位的、長治久安放在第二位的。而現在是並列在一起了。實踐證明,發展是根本的,但是從當前來看,從現實的鬥爭來看我們要發展,他們不讓你發展。而且對於發展,我們對其內涵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在發展經濟中首先要解決民生問題,是一個關鍵。但是我們以前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要把握住這個重點方向,是不是明確,看來還是有些問題。那麼現在看來,所有發展都要為長治久安來服務。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戰略重點的轉移。對於解決民生問題,讓更多的老百姓得到實惠,至少從追求經濟利益的角度上,對我們的政府要有認同感。

發展的內涵就是發展經濟,這是一個主要部分,但不能就發展而發展。它包括了一個全社會的一個現代化,讓廣大各族民眾都能夠真正成為現代社會一個正常的成員,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格的公民。

另外,就是南疆的開發。南疆的開發、發展,從中央的角度說,不是單純的它的GDP發展多少,而是社會的整體發展。這就涉及南疆居民的人口結構怎麼樣才能夠更符合我們中國的國家利益。我覺得這個問題,中央作為頂層設計已經考慮了。但要真正實施起來還有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以前我們講兵團,就是屯墾戍邊,古代講屯墾戍邊就是要解決部隊的糧餉問題,從現在來說,就是除了解決自己的糧餉問題,還要幫助地方解決發展。兵團幾十年來做的就是這件事情。那麼現在我們將屯墾戍邊改為了維穩戍邊。從“屯墾戍邊”到“維穩戍邊”這兩個字的變化,裏面的內涵也是有了很大的變化。我的領會就是要通過兵團這麼一個特殊的群體,在新疆應該說無處不在的這麼一個准軍事的實體,兵團既要發展當地的經濟,更要肩負維護這個地方穩定的任務。就是通過你的先進文化,你的組織,能夠把你的先進文化擴散出去,輻射出去。通過城鎮化輻射,通過交往、交流,達到交融。這個問題,一直在做。在這個方面,兵團也有自己的很多想法,比如十一師,把團場建成城鎮化啊,等等。我覺得,這些問題是一直在做,但要有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另外當然也還有一點,習總書記也提到了,新疆最大問題就是要加強民族團結。

我有這麼一個認識,新疆一出事,我們傳統的說法就是,這些問題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那麼是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是暴恐就是暴恐,是發展滯後就是發展滯後的問題,等等,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認,新疆的所有問題,都和民族和宗教有關系。同樣,我們在新疆感到很困惑的是,我們的社會經濟轉型,從過去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個轉型的過程當中,肯定要出現很多問題,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那麼所有這些問題。在我們內地,官員腐敗就是官員腐敗,分配不均就是分配不均。老百姓有意見,你是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但是在新疆這裏,它統統跟民族掛鉤,你真正的這些問題的實質往往被一種虛的民族外衣給遮住了。這一點,讓我們在真正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怎麼能夠解決真正的問題,而把它從民族、宗教的問題剝離開來,這是一個艱巨的問題。這裏既有問題本身的複雜性,也有我們觀念上存在的一些誤區。

要從國家治理這麼個高度來看待新疆的民族和宗教問題。你光從新疆的民族、宗教方面來試圖解決新疆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你找的路子實踐證明是無解的。所以必須從國家治理來看待新疆的宗教和民族之間的問題。我說我這個觀點說起來有點拗口,但是瞭解新疆情況的人還可以聽得明白。可以這樣說:“你懂的!”

 

學術生涯

問:下麵想請您談談您的學術生涯。

答:我已年過古稀,在研究工作崗位上持續學習和工作了半個多世紀,對所走過的研究之途作一次簡要回顧吧:

1960—1964年是研究入門階段

時我在山東大學歷史系攻讀近代史專業研究生,師從徐緒典教授,致力於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的學習和研究,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題為《太平天國革命與英美傳教士》。在此期間系統學習了馬克思史學理論和中國通史的基礎知識。山東大學歷史系當時名師薈萃,學習氣氛濃郁,更難忘的是,業師徐緒典教授不僅傳授了中國近代史的豐厚知識,還教會了我從事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實現了對歷史學由無知到稍知的過渡,所有這一切成了我終生受益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20世紀80年代初我發表了兩篇關於太平天國運動的論文:一篇是《太平天國革命與英美傳教士》,即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另一篇是《論洪仁玕革新思想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資料積累和內容構思也都是在研究生學習時完成的。

1964—1987年是研究的初始階段

1963年7月研究生畢業,由於論文答辯,等待分配工作,至1964年仲夏到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前身)報到,步入了當時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最高的科學殿堂。一晃十餘年(1964—1975),與大多數同齡人一樣,身在研究機構,卻長期與科研工作無緣,先是前後兩次四清運動工作隊,下鄉勞動鍛煉。第二次四清運動工作隊集訓剛結束,“文革”開始了,於是在政治運動的波濤中又經歷近十年時間,身不由己地翻滾在“革命”與“反革命”的旋渦之中。但平心而論,這些年也確是經風雨、見世面、長知識,對社會認識的加深本身也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必修課,無疑大大有利於日後研究工作中對資料鑒別、歷史現象分析能力的提高。唯一能做而我未能做到的是,我不及當時我的有些同齡先知者,抓緊外文的鞏固和學習。從這一意義上說,我是大大地浪費了寶貴的青春歲月。

1975年秋冬,我終於得到了參加工作以來第一個研究課題的機會——參加《准噶爾史略》一書的撰寫。我的衛拉特蒙古史研究即始於此時,此項研究真正有序展開已是科學春天降臨人間的1978年了。衛拉特蒙古史研究工作起步是順利的,從大環境言,我趕上了社會科學研究蓬勃發展的大好時光;從小環境言,我有幸置身於一個團結、進取的研究集體之中。而且在我研究工作始步之初,得到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前輩學者翁獨健教授的指導與啟迪,他是我始步研究衛拉特蒙古史和隋唐民族關係史的引路人和最直接的老師。至今我仍清晰記得《准噶爾史略》編寫工作之初,獨健老師的諄諄告誡:“一定要詳盡地掌握原始資料和國內外研究動態,首先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收齊,編好目錄,仔細閱讀,在前人的基礎上,把這本書寫成有較高科學性的民族史學專著,不要成為應時之作。”這種治學精神,成了指導我走學術探索之路的準則而永存心際。1982年在完成《准噶爾史略》一書後,又開始了17世紀至18世紀土爾扈特蒙古政治史的研究。與著名清史學者馬汝珩教授合著了《漂落異域的民族——17至18世紀的土爾扈特蒙古》,於199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84年,我有幸參加由翁獨健教授主持的《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一書的撰寫,分工隋唐民族關係史部分,並於1986年完成書稿。通過對衛拉特蒙古史和隋唐民族關係史的研究,我對中國歷史上兩個最富於特色的唐王朝和清王朝的疆域和民族有了比較清晰的瞭解。在此期間,我還擔任了《民族研究》的編輯和參加《中國歷史大辭典》民族史卷的組織和撰寫工作,由此不僅鍛煉了我的編輯能力,也大大擴展了個人與學界同仁的交往,所有這一切均為我日後研究領域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87年加盟邊疆中心以來是研究的拓展階段

1987年由於工作需要,我離開了工作、生活20餘年的民族研究所,以及與我有共同志趣、和諧合作的學術夥伴們,到了創建不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為適應新工作崗位的急迫需要,致力於思考並探索推動中國邊疆史研究的學科建設之正確之途,個人的研究領域也從民族史擴大到中國疆域史。具體而言有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為改變1980年代中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冷寂的局面,提出了開展中國古代疆域史、中國近代邊界沿革史、中國邊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的構想,並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研究深化並行之有效的舉措。20世紀90年代以後又主持並參加了當代中國邊疆系列調研。在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具有優良傳統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實現了兩個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僅研究近代邊界問題的研究範圍,開始形成以中國古代疆域史、中國近代邊界沿革史和中國邊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為研究重點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大發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範圍,將中國邊疆歷史與現狀相結合,形成了成果眾多、選題深化、貼近現實的特點,由此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邊疆學的構築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在中國邊疆研究勃興的大背景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其次,為適應工作的需要,個人的研究領域也從民族史擴大到了中國疆域史,在以下7個研究點上作了些許探索:(1)中國歷代邊疆政策和中國疆域發展的綜合研究;(2)清代新疆地方史和新疆探察史研究;(3)中亞史和新疆周邊地區史研究;(4)東北邊疆史,特別是古代中國高句麗歷史研究;(5)當代中國邊疆穩定,特別是新疆穩定與發展戰略研究;(6)著力於中國邊疆研究的檔案文獻整理和邊疆研究成果大眾化、普及化工作;(7)致力於中國邊疆學構築的思考與實踐。當然,衛拉特蒙古史的研究始終沒有中止。

再次,抓住研究工作面臨新的機遇,迎接挑戰。2002年末,我受邀參加21世紀初重大學術文化工程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協助著名清史專家戴逸教授做一些清史纂修工程的組織協調工作,我將此視為一次難得的重新學習清史的機會。

問:您從邊疆中心領導崗位退位下來後還在做哪些研究工作?

答:2001年我從邊疆中心的領導崗位退了下來,但還兼任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疆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和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的職位,2002年還受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2010年4月退休。對一個研究者來說,退休並不意味研究生涯的終止,我的治學之途仍在繼續。不過,到時下年歲,來日苦短之感在所難免,且與時俱增。依我目前的自我感覺,再工作20年不敢妄言,但繼續爬10年格子(自愧至今尚不會敲鍵盤)的大話還敢說。10年的歲月有近4000個日日夜夜,可做的事應該可以很多,我以為大可不必沮喪。在保持一個好的心態,爭取有一個好身體的前提下,做好做成幾件事,還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我想到,也是最想做的有如下四件:(1)盡責盡力協助戴逸教授做好國家清史纂修工作,力爭在國家清史纂修領域裏留下一些個人經驗和教訓的記錄。(2)中國邊疆治理的研究再深化一步。這是一個大題目,個人的能力是難以完成的,但我想從三個方面作為切入點作些探索,即歷代治邊政策研究,新疆的歷史與現狀研究和西南邊疆的歷史與現狀研究,希望還能留下一些可以稱得上研究的作品。(3)中國邊疆學的構築。這同樣是一個大題目,我不敢有更大的奢望,只是想靜下心來將自己對邊疆學科建設的思考理清後,寫一本關於中國邊疆學如何構築的劄記。(4)盡力做一些邊疆學科的普及工作,尤其是邊疆考察的普及,嘗試以學術隨筆的形式將30餘年來自己深入邊疆的所見、所聞、所思寫出來,讓學術走向大眾,讓大眾瞭解學術。

 

(作者杜雪巍系自治區民進文化藝術出版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圖片:絲路觀察》雜誌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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